The Economist | 疫情的出口：如何退出防疫模式？
大家好，我是摩泽尔河的埃及雁。和往常一样，唠叨一段。
我祖上闯关东的时候，是在20世纪初。
肥沃的黑土地，勤劳的祖辈，让我老家有了一些资产。当然我亲爱的爷爷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不认识我有钱的奶奶。更大可能他只是一个整天在村儿里跑来跑去的小屁孩。
忽然有一天，家里的大人种田回来发现爷爷不见了。有可能本来大人们没发现他不见，毕竟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不见了一两个也没啥。但是，他的饭碗里的饭没人吃。这可是犯了农家的大忌，家长们决定先把他碗里的饭吃了，再把这败家孩子找回来，打屁股。
事情很快有了变化。
他们收到了一则消息，这消息是土匪传来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你的鹅几在我们手上，快拿钱来，不然我们就撕票。
接下来家族里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安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我们家都这么有钱了，如果我们孩子总被绑票，我们家还能不能这么有钱。会议一致决定，暂时不许小孩出门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正确的会议，首先，他们解决了问题，其次，他们预防了未来可能的问题，只是他们忽略了我爷爷的问题。一个青葱少年和他几个互看不顺眼的兄弟姐妹被关在一起，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不久，家族里召开了历史上第二次安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这几个小王八犊子在家一会儿霍霍粮食一会儿霍霍牲口还差点把房子点了，是不是还是让土匪把他们带走比较好。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不正确的会议，首先，他们忽略了土匪才是当前世界的第一威胁，其次，他们过高评估了熊孩子在家的危害性。但是最后他们有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让村里组织一个保安队。
保安队的王麻子和李光棍拿着鸟枪站在村头那一天，许多看不上他们的姑娘们甚至有点觉得他们不那么难看了。从此，爷爷和他的兄弟姐们可以在村里活动，直到日本人来，国民党来，共产党来。往后不表
这个故事有几个要点：主要矛盾是土匪，但是可惜当时蒋公还没有出山。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抗击土匪。抗匪成本，按照成本从高到低大概是：
1. 让土匪随便绑架小孩 成本：一匹马
有同学就问了，你们是不是傻，别的村儿咋干的？
至于什么时候实行什么方案，不但要看个人决策，也要看历史进程。
正常人类思维虽然看起来蠢，但是有洞补洞也不能算坏。下面这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家呢，房子都快烧了，咋往外放。
译自经济学人《Governments are starting to ease restrictions》2020年4月18日，原文链接点这里
疫情的出口：各国政府开始逐步解除禁令
逐步，谨慎地展开，并向着一个模糊的方向探索。
复活节长假一直被憋在家里的西班牙人这星期开始复工。戴着口罩的警察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在交通接驳点热切等待他们的到来。一个月前，这种放松管制的方式就曾被爆出，但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现今，只有无法在家工作的人才可以去上班。像学校，酒吧，餐厅和酒店一样，多数的商店仍旧大门紧闭。户外运动仍旧被强力禁止：3月14 至 4月16日，这一个月出头的时间内，西班牙警察已对3267名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总计高达34万欧的罚款。
西班牙作为新冠爆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的疫情似乎进入了拐点。每日病例数开始下降，而一个月前的病例数每天增加约30％。两周前不堪重负的医院现在有了一些空余能力。但是总理佩德罗·桑切斯（PedroSánchez）很清楚这一点，并在4月12日称：“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桑切斯坚持认为：“（管制）降级最早将在两周之内开始，并将是逐步而谨慎的。”
世界各地政府都在试图找出如何解除新冠封锁。包括奥地利，德国，挪威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正在重开托儿所，学校和商店。他们抗击新冠的努力，如同西班牙一样，开始见到回报（见表）。在美国的各个州，关于解除封锁的策略讨论越来越受关注。在纽约州，新冠曾在一个月内就导致10,000多人死亡，总住院病例数开始趋于稳定。 4月13日，它与东海岸其他五个州一起宣布，正在制定重新开放该地区经济的战略。同一天，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西海岸三个州宣布了类似的计划。
最大的未知数是，正在考虑或实施的任何退出策略都能否最大限度避免第二波传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即使将无记录的感染者纳入统计，到3月底，全欧洲只有1-15％的人对新冠具有一定免疫力。在获得疫苗之前，政府将需要对相当数量的受感染者进行严格隔离，以防新一轮暴发再次使卫生系统不堪重负。隔离，隔离。大多数人在新冠爆发之初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疫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政府需要实施全面封锁以使医院免于被毁的原因。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在二次爆发时人们会不会做得更好。
那些已经熬过第一波传染高峰的国家有一定的喘息空间，可以为下一次可能的管制措施做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更好的数据。他们对医院该如何应对一定数量的新冠病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他们不再需要依靠来自中国的数据来对自己国家的人口和卫生系统的状况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经历很重要。例如，该疾病在南欧紧密联系的代际家庭中的传播过程不同于北欧的孤岛社会，在北欧的孤岛社会中，有大量老年人独自生活或在养老院中生活。
但是，即便有这些数据支撑，政策规划者也不知道该开始放宽哪些限制以及何时解除。世界卫生组织的迈克·瑞安（Mike Ryan）说：“没有绝对的东西。”尚无证据表明当国家处理特定数量的病例时，他们应采取特定行动。公认理智方法是，当新病例的数量逐渐减少并且各国的医院有免费病床时，各国可以开始考虑放宽限制。换句话说，这样医院才可以容纳随着锁定措施放松而导致的感染激增。
所有放松封锁的措施使用同一原则：让疫情发展可控。奥地利是第一个宣布全面放松管制计划的欧洲国家，详细计划了何时允许各部门重新开放。在4月的第一周，对大约1600人的随机样本检测发现，只有不到1％的人患有对新冠抗体呈阳性。挪威科学家建议政府报告该病的R值，当该值降至0.7之后，挪威决定从4月20日开始重新开放幼儿园。如果传染病的R值低于1，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流行病将会消失。西班牙卫生部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对全国至少30,000个家庭进行抽样测试，以了解疫情的真正规模以及人们获得免疫的程度。
何时解除比决定首先解除何种限制更难。决策过程因国家而异，但结论通常是相同的。挪威委员会评估了各种限制组合对社会的长期成本，发现关闭小学和托儿所是最昂贵的政策之一。同样在丹麦，托儿所和小学也于4月15日开始营业。一个月后，年龄更大的孩子也可能会被允许返校。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它印象深刻： 40,000丹麦人加入了一个名为“我的宝贝不想成为新冠仓鼠”的Facebook组织。）。在德国于4月15日宣布了解禁策略，学校将开始5月4日重新开放，但仅限于即将考试的学生。同时，德国政府将扩大为幼儿父母提供的“紧急”服务。
恢复异常
但是，任何地方管制的放松都不意味着商业已恢复正常。想重返商店，火车和办公室的欧洲人将必须遵守新的卫生和社交距离规定，其中一些规定是在封锁期间引入的。奥地利人和捷克人已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包括在工作场所戴口罩；西班牙正在考虑类似的要求。许多国家/地区的商店必须限制客人数量。挪威于4月15日发布的准则规定，托儿所的儿童必须分成较小的组，三岁的孩子分为三个组，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分为六个组。每个小组将分配一位成人。每周最多只能更进行一次组员变更。
像封锁本身一样，这些新规定中有许多是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中国政府表示，这些举措避免了第二波感染。在北京，雇主必须将雇员分开，因此许多公司每天只有一部分工人在现场，其余的则尽可能在家工作。餐馆必须限制顾客数量，以使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中国学校已经出台了减少感染的措施：桌子之间有额外的间隔并经常清洁和消毒；减少班级人数；错开放学时间，以避免拥挤；在用餐区分配座位并安装隔板。这个清单不胜枚举。官员们强调，如果看到第二波的迹象，他们将撤回解封并进一步调整。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单独使用这些措施中的某项可以有效减少新的冠状病毒的传播。希望的是，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可以起效果。然而，在中国，封锁放松的同时，意味着要严格执行检测，并隔离感染者及其亲密接触者。在某些地区，饭店必须记录每位顾客信息，如果后面发现阳性测试结果，相关机构必须通知顾客。中国模式显示，欧美国家计划仅仅让民众戴上口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和远离社交之类的限制，在解封后可能还不够。
相反，后封城时代的生活可能应该更像韩国，这个在新冠爆发期间人口规模与英国相似的民主国家。与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韩国从未实行过完全封锁。甚至在爆发高峰时，由于进行了广泛的测试，追踪和隔离，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生活。只有10％的感染病理是公共卫生调查人员无法确定感染源的。现在，韩国新增每日感染病例已低于30。
这就是生活，老兄，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
4月15日，虽然疫情仍在继续，但韩国还是举行了立法选举。但是学校，大学，博物馆和许多教堂已关闭了数周，且没有重新开放的计划。从国外返回的旅行者必须在家中或在政府提供的设施中隔离两个星期。私自解除隔离可能会导致罚款，监禁。对外国人，惩罚将是驱逐出境。政府不鼓励为非必要的原因出门，尤其是群聚的社交活动。
但是，遵守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程度正在下降。 根据从手机基站收集的数据，韩国灾难响应机构估计，与疫情爆发最严重的2月的最后一周相比，3月的最后一周的居民移动量增加了约16％。 该数字可能在最近几天进一步上升。 首尔的餐馆再次挤满了人。 周末，散步的路上到处都是人。
目前韩国大约有57,000人处于严格的自我隔离状态，其中只有100多人违反了隔离规定。 在各种团体表达了对隐私的担忧之后，政府放弃了向所有隔离者发放电子腕带的计划。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电子腕带将仅面向私自解除隔离的人，甚至只有在得到人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腕带。 公众对这种措施表示支持。 在文化部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80％的人觉得腕带是个好主意。
韩国的经验促使一些欧洲国家和一些美国州在准备解除封锁时开始提高其联系追踪能力。这要扩容公共卫生部门，保持与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密切联系，并在14天的隔离期内定期检查。这是非常费力的工作。
亲，你有抗体吗？
新冠检测不是高技术工种。任何中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培训。但是，像新冠这样易于传播的疾病，需要大量的工作者。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之前正在针对性病，结核病和偶发性麻疹的爆发开展过此类工作。但与新冠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相比，之前所需人员的数字微不足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公共卫生专家估计，根据过去遏制武汉市疫情的经验，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追踪，美国地方和州公共卫生部门（目前只有2200个）建议招募100,000名专门从事新冠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年的薪水将达到36亿美元，当然这只是关闭美国经济成本的九牛一毛。
例如，马萨诸塞州已开始额外雇用1,000名接触追踪者和社会工作者，他们将通过购买食物和药物来支持被隔离者。美国大学正在为接触追踪者开发快速培训课程。在欧洲也有了类似的行动。 3月，德国公共卫生机构发布了招聘广告，目的是在学生中招募“防疫侦察兵”进行接触者追踪； 该计划收到了10,000份工作申请。按照计划，每20,000名居民至少有一个五人小组，以进行联系追踪。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军队和其他人员将被召入。捷克也可能会招募新兵来进行追踪工作。
中国已经拥有并广泛应用了能帮助卫生部门跟踪新冠热点位置的APP，它还可以联系潜在的感染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妮塔·西塞罗（Anita Cicero）说，它们让疫情追踪更有效，但是不能替代传统的联系跟踪法，也不能替代执行此操作的工作人员。欧盟委员会于4月15日发布了一个“路线图”，以确保欧盟成员国协调解除限制。欧盟委员会希望就此类APP的通用框架达成一致。目前，许多国家正在推进自己的计划。
许多专家质疑此类APP是否能广泛应用，因为人们不会情愿安装它们。美国国家和领土卫生官员协会的迈克尔·弗雷泽（Michael Fraser）说：“我不认为美国人会这么做。”他承认：“不过我很惊讶。”如果替代方案是呆在家里，那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加入替代方案。
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表示，如果可以保护他人的生命，他们将放弃数据的隐私。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会很乐意安装接触者追踪APP。
Fraser先生指出，要实现合格的新冠隔离，不仅需要人力和技术。基于电话或其他手段，大多数新的接触者追踪者可以在家中工作。但是，还是有些人需要去人们的家中。为此，他们将需要口罩和手套来，但这在全球都供不应求。在地方一级，政府也要向无法居家隔离的人提供隔离设施。设施必须安全，私密且舒适。
最重要的是，想遏制第二波疫情的国家都需要对每个疑似感染者及接触者进行测试。西塞罗女士说，这就要求有快速诊断测试，让人们在一小时内就能得到结果。每个医疗机构都要设测试点。如今在美国，人们经常要等待几天才能得到结果。对于一种在无症状期间就可以传染的病毒来说，这太久了。
各地的测试能力都在增长。弗雷泽表示，但是按照目前的速度，美国将需要数月才能有效实现接触者追踪。在许多国家，包括试剂（测试所必需的化学药品）在内的全球材料供应量下降，这意味着测试需要优先给住院患者和医务人员。试剂的匮乏意味着奥地利可能无法按计划增加其检测量，即使它的检测能力是现在进行的十倍。
试剂不是唯一供不应求的东西：防护口罩，手套，采集样本的拭子。 当事物需要多种资源输入时，就很容易出现瓶颈。 而且，某些瓶颈需要等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大量供应时才会显现。
新冠和消灭新冠
所有国家在解除封锁之前，扩大测试都是第一要务，但很少人指出该如何快速地做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既希望摆脱封锁又想避免疫情暴发的国家，没有什么比扩大测试更紧迫。
我祖上闯关东的时候，是在20世纪初。
肥沃的黑土地，勤劳的祖辈，让我老家有了一些资产。当然我亲爱的爷爷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不认识我有钱的奶奶。更大可能他只是一个整天在村儿里跑来跑去的小屁孩。
忽然有一天，家里的大人种田回来发现爷爷不见了。有可能本来大人们没发现他不见，毕竟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不见了一两个也没啥。但是，他的饭碗里的饭没人吃。这可是犯了农家的大忌，家长们决定先把他碗里的饭吃了，再把这败家孩子找回来，打屁股。
事情很快有了变化。
他们收到了一则消息，这消息是土匪传来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你的鹅几在我们手上，快拿钱来，不然我们就撕票。
最后他们用一匹马换回了我的爷爷。
接下来家族里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安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我们家都这么有钱了，如果我们孩子总被绑票，我们家还能不能这么有钱。会议一致决定，暂时不许小孩出门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正确的会议，首先，他们解决了问题，其次，他们预防了未来可能的问题，只是他们忽略了我爷爷的问题。一个青葱少年和他几个互看不顺眼的兄弟姐妹被关在一起，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不久，家族里召开了历史上第二次安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这几个小王八犊子在家一会儿霍霍粮食一会儿霍霍牲口还差点把房子点了，是不是还是让土匪把他们带走比较好。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不正确的会议，首先，他们忽略了土匪才是当前世界的第一威胁，其次，他们过高评估了熊孩子在家的危害性。但是最后他们有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让村里组织一个保安队。
保安队的王麻子和李光棍拿着鸟枪站在村头那一天，许多看不上他们的姑娘们甚至有点觉得他们不那么难看了。从此，爷爷和他的兄弟姐们可以在村里活动，直到日本人来，国民党来，共产党来。往后不表
这个故事有几个要点：主要矛盾是土匪，但是可惜当时蒋公还没有出山。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抗击土匪。抗匪成本，按照成本从高到低大概是：
1. 让土匪随便绑架小孩 成本：一匹马
2. 让小孩Stay at home 成本：一个房子
3. 给每个村配一个安保队 成本：一块钱每月
有同学就问了，你们是不是傻，别的村儿咋干的？
- 但我们不能看隔壁的靠山屯儿，因为靠山屯地势险要村长还是张作霖的妹夫。
- 但我们不能看河对岸的黑心屯儿，因为那个屯子里全他妈的是土匪。
- 我们只能基于当前的情况实行损失最小的方案。
至于什么时候实行什么方案，不但要看个人决策，也要看历史进程。
- 如果村里从来没有出过绑架事件，大家会让小孩待家里？
- 如果小孩不是差点把房子点了，大家会花钱雇保安队？
正常人类思维虽然看起来蠢，但是有洞补洞也不能算坏。下面这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家呢，房子都快烧了，咋往外放。
译自经济学人《Governments are starting to ease restrictions》2020年4月18日，原文链接点这里
疫情的出口：各国政府开始逐步解除禁令
逐步，谨慎地展开，并向着一个模糊的方向探索。
复活节长假一直被憋在家里的西班牙人这星期开始复工。戴着口罩的警察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在交通接驳点热切等待他们的到来。一个月前，这种放松管制的方式就曾被爆出，但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现今，只有无法在家工作的人才可以去上班。像学校，酒吧，餐厅和酒店一样，多数的商店仍旧大门紧闭。户外运动仍旧被强力禁止：3月14 至 4月16日，这一个月出头的时间内，西班牙警察已对3267名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总计高达34万欧的罚款。
西班牙作为新冠爆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的疫情似乎进入了拐点。每日病例数开始下降，而一个月前的病例数每天增加约30％。两周前不堪重负的医院现在有了一些空余能力。但是总理佩德罗·桑切斯（PedroSánchez）很清楚这一点，并在4月12日称：“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桑切斯坚持认为：“（管制）降级最早将在两周之内开始，并将是逐步而谨慎的。”
世界各地政府都在试图找出如何解除新冠封锁。包括奥地利，德国，挪威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正在重开托儿所，学校和商店。他们抗击新冠的努力，如同西班牙一样，开始见到回报（见表）。在美国的各个州，关于解除封锁的策略讨论越来越受关注。在纽约州，新冠曾在一个月内就导致10,000多人死亡，总住院病例数开始趋于稳定。 4月13日，它与东海岸其他五个州一起宣布，正在制定重新开放该地区经济的战略。同一天，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西海岸三个州宣布了类似的计划。
最大的未知数是，正在考虑或实施的任何退出策略都能否最大限度避免第二波传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即使将无记录的感染者纳入统计，到3月底，全欧洲只有1-15％的人对新冠具有一定免疫力。在获得疫苗之前，政府将需要对相当数量的受感染者进行严格隔离，以防新一轮暴发再次使卫生系统不堪重负。隔离，隔离。大多数人在新冠爆发之初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疫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政府需要实施全面封锁以使医院免于被毁的原因。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在二次爆发时人们会不会做得更好。
那些已经熬过第一波传染高峰的国家有一定的喘息空间，可以为下一次可能的管制措施做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更好的数据。他们对医院该如何应对一定数量的新冠病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他们不再需要依靠来自中国的数据来对自己国家的人口和卫生系统的状况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经历很重要。例如，该疾病在南欧紧密联系的代际家庭中的传播过程不同于北欧的孤岛社会，在北欧的孤岛社会中，有大量老年人独自生活或在养老院中生活。
但是，即便有这些数据支撑，政策规划者也不知道该开始放宽哪些限制以及何时解除。世界卫生组织的迈克·瑞安（Mike Ryan）说：“没有绝对的东西。”尚无证据表明当国家处理特定数量的病例时，他们应采取特定行动。公认理智方法是，当新病例的数量逐渐减少并且各国的医院有免费病床时，各国可以开始考虑放宽限制。换句话说，这样医院才可以容纳随着锁定措施放松而导致的感染激增。
所有放松封锁的措施使用同一原则：让疫情发展可控。奥地利是第一个宣布全面放松管制计划的欧洲国家，详细计划了何时允许各部门重新开放。在4月的第一周，对大约1600人的随机样本检测发现，只有不到1％的人患有对新冠抗体呈阳性。挪威科学家建议政府报告该病的R值，当该值降至0.7之后，挪威决定从4月20日开始重新开放幼儿园。如果传染病的R值低于1，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流行病将会消失。西班牙卫生部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对全国至少30,000个家庭进行抽样测试，以了解疫情的真正规模以及人们获得免疫的程度。
何时解除比决定首先解除何种限制更难。决策过程因国家而异，但结论通常是相同的。挪威委员会评估了各种限制组合对社会的长期成本，发现关闭小学和托儿所是最昂贵的政策之一。同样在丹麦，托儿所和小学也于4月15日开始营业。一个月后，年龄更大的孩子也可能会被允许返校。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它印象深刻： 40,000丹麦人加入了一个名为“我的宝贝不想成为新冠仓鼠”的Facebook组织。）。在德国于4月15日宣布了解禁策略，学校将开始5月4日重新开放，但仅限于即将考试的学生。同时，德国政府将扩大为幼儿父母提供的“紧急”服务。
恢复异常
但是，任何地方管制的放松都不意味着商业已恢复正常。想重返商店，火车和办公室的欧洲人将必须遵守新的卫生和社交距离规定，其中一些规定是在封锁期间引入的。奥地利人和捷克人已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包括在工作场所戴口罩；西班牙正在考虑类似的要求。许多国家/地区的商店必须限制客人数量。挪威于4月15日发布的准则规定，托儿所的儿童必须分成较小的组，三岁的孩子分为三个组，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分为六个组。每个小组将分配一位成人。每周最多只能更进行一次组员变更。
像封锁本身一样，这些新规定中有许多是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中国政府表示，这些举措避免了第二波感染。在北京，雇主必须将雇员分开，因此许多公司每天只有一部分工人在现场，其余的则尽可能在家工作。餐馆必须限制顾客数量，以使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中国学校已经出台了减少感染的措施：桌子之间有额外的间隔并经常清洁和消毒；减少班级人数；错开放学时间，以避免拥挤；在用餐区分配座位并安装隔板。这个清单不胜枚举。官员们强调，如果看到第二波的迹象，他们将撤回解封并进一步调整。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单独使用这些措施中的某项可以有效减少新的冠状病毒的传播。希望的是，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可以起效果。然而，在中国，封锁放松的同时，意味着要严格执行检测，并隔离感染者及其亲密接触者。在某些地区，饭店必须记录每位顾客信息，如果后面发现阳性测试结果，相关机构必须通知顾客。中国模式显示，欧美国家计划仅仅让民众戴上口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和远离社交之类的限制，在解封后可能还不够。
相反，后封城时代的生活可能应该更像韩国，这个在新冠爆发期间人口规模与英国相似的民主国家。与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韩国从未实行过完全封锁。甚至在爆发高峰时，由于进行了广泛的测试，追踪和隔离，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生活。只有10％的感染病理是公共卫生调查人员无法确定感染源的。现在，韩国新增每日感染病例已低于30。
这就是生活，老兄，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
4月15日，虽然疫情仍在继续，但韩国还是举行了立法选举。但是学校，大学，博物馆和许多教堂已关闭了数周，且没有重新开放的计划。从国外返回的旅行者必须在家中或在政府提供的设施中隔离两个星期。私自解除隔离可能会导致罚款，监禁。对外国人，惩罚将是驱逐出境。政府不鼓励为非必要的原因出门，尤其是群聚的社交活动。
但是，遵守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程度正在下降。 根据从手机基站收集的数据，韩国灾难响应机构估计，与疫情爆发最严重的2月的最后一周相比，3月的最后一周的居民移动量增加了约16％。 该数字可能在最近几天进一步上升。 首尔的餐馆再次挤满了人。 周末，散步的路上到处都是人。
目前韩国大约有57,000人处于严格的自我隔离状态，其中只有100多人违反了隔离规定。 在各种团体表达了对隐私的担忧之后，政府放弃了向所有隔离者发放电子腕带的计划。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电子腕带将仅面向私自解除隔离的人，甚至只有在得到人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腕带。 公众对这种措施表示支持。 在文化部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80％的人觉得腕带是个好主意。
韩国的经验促使一些欧洲国家和一些美国州在准备解除封锁时开始提高其联系追踪能力。这要扩容公共卫生部门，保持与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密切联系，并在14天的隔离期内定期检查。这是非常费力的工作。
亲，你有抗体吗？
新冠检测不是高技术工种。任何中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培训。但是，像新冠这样易于传播的疾病，需要大量的工作者。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之前正在针对性病，结核病和偶发性麻疹的爆发开展过此类工作。但与新冠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相比，之前所需人员的数字微不足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公共卫生专家估计，根据过去遏制武汉市疫情的经验，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追踪，美国地方和州公共卫生部门（目前只有2200个）建议招募100,000名专门从事新冠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年的薪水将达到36亿美元，当然这只是关闭美国经济成本的九牛一毛。
例如，马萨诸塞州已开始额外雇用1,000名接触追踪者和社会工作者，他们将通过购买食物和药物来支持被隔离者。美国大学正在为接触追踪者开发快速培训课程。在欧洲也有了类似的行动。 3月，德国公共卫生机构发布了招聘广告，目的是在学生中招募“防疫侦察兵”进行接触者追踪； 该计划收到了10,000份工作申请。按照计划，每20,000名居民至少有一个五人小组，以进行联系追踪。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军队和其他人员将被召入。捷克也可能会招募新兵来进行追踪工作。
中国已经拥有并广泛应用了能帮助卫生部门跟踪新冠热点位置的APP，它还可以联系潜在的感染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妮塔·西塞罗（Anita Cicero）说，它们让疫情追踪更有效，但是不能替代传统的联系跟踪法，也不能替代执行此操作的工作人员。欧盟委员会于4月15日发布了一个“路线图”，以确保欧盟成员国协调解除限制。欧盟委员会希望就此类APP的通用框架达成一致。目前，许多国家正在推进自己的计划。
许多专家质疑此类APP是否能广泛应用，因为人们不会情愿安装它们。美国国家和领土卫生官员协会的迈克尔·弗雷泽（Michael Fraser）说：“我不认为美国人会这么做。”他承认：“不过我很惊讶。”如果替代方案是呆在家里，那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加入替代方案。
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表示，如果可以保护他人的生命，他们将放弃数据的隐私。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会很乐意安装接触者追踪APP。
Fraser先生指出，要实现合格的新冠隔离，不仅需要人力和技术。基于电话或其他手段，大多数新的接触者追踪者可以在家中工作。但是，还是有些人需要去人们的家中。为此，他们将需要口罩和手套来，但这在全球都供不应求。在地方一级，政府也要向无法居家隔离的人提供隔离设施。设施必须安全，私密且舒适。
最重要的是，想遏制第二波疫情的国家都需要对每个疑似感染者及接触者进行测试。西塞罗女士说，这就要求有快速诊断测试，让人们在一小时内就能得到结果。每个医疗机构都要设测试点。如今在美国，人们经常要等待几天才能得到结果。对于一种在无症状期间就可以传染的病毒来说，这太久了。
各地的测试能力都在增长。弗雷泽表示，但是按照目前的速度，美国将需要数月才能有效实现接触者追踪。在许多国家，包括试剂（测试所必需的化学药品）在内的全球材料供应量下降，这意味着测试需要优先给住院患者和医务人员。试剂的匮乏意味着奥地利可能无法按计划增加其检测量，即使它的检测能力是现在进行的十倍。
试剂不是唯一供不应求的东西：防护口罩，手套，采集样本的拭子。 当事物需要多种资源输入时，就很容易出现瓶颈。 而且，某些瓶颈需要等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大量供应时才会显现。
新冠和消灭新冠
所有国家在解除封锁之前，扩大测试都是第一要务，但很少人指出该如何快速地做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既希望摆脱封锁又想避免疫情暴发的国家，没有什么比扩大测试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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