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一则 | 飞地

序：

杨德昌在《一一》中借胖子的口说：“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的是“三”，而不是其他数字。但我更希望用道家的“三生万物”来解释。

可是生命的延长，又岂止是电影发明以后？从文学开始吧，从远古的艺术开始吧，或许根本就是从“梦境”开始的。

多梦的人，总在寻找一种还原梦境或创造梦境的方式。达利喜欢画出梦境，弗洛伊德想要解析梦境，作家想要写出梦境，电影导演想要拍出梦境。

多梦的人，总觉得生命更长。艺术呢？它又使梦境更长更丰富。如此循环，“三”便生了万物。生命便得以永恒。

那么，多梦如我，也找找还原梦境的方式吧。

梦境一则 | 飞地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院子，从桌边抽出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

我放下手中的书本，盯着他。

这位男子40岁左右，一张白净的方脸上，立着稀疏的胡茬。他的眼睛不大，微眯着，微闭的嘴唇斜向一侧上挑着，似笑非笑，有一种挑衅的意味。这是一种很无赖的表情。这种表情仿佛就长在他的脸上，使他看上去像个天生的无赖。绿色的棉服更加重了他的无赖气质，尤其是灰色围巾没有遮挡住的部分，露出了里面红色的毛衣。

“对不起，这是我家，您不可以坐这儿。“

他没有说话，只是冲我挑了挑眉毛，上扬的嘴角又向上抽动了几下，眼中露出若隐若现的凶光。

我也没有再说话，静静地起身，走出我的院子。

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不想死的话，还是去找些帮手为好。

我直奔警察局，有如神助。其实我并不知道警察局在哪儿，也并不知道警察局里有熟人。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身处哪个城市，或是哪个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有了一个带院子的家。我只知道，那院子确实是我的，我每天都坐在那里看书、码字、画画……仿佛我是剧本中设定的一个人物，从一出场就是这样生活的。而我并没有看过自己的人物小传。可是我很坚定地知道，我要捍卫我的家。

走进警察局，我立刻被一种神秘而又熟悉的空气包裹。那是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像是到了我自己的地盘儿。很快，我就明白了这种感觉的来源。

首先走到我面前的两位高大的警察，竟是我的小学同学梁超和丁磊。他们见到我，没有任何惊讶，仿佛知道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见到他们，也没有丝毫陌生，而是习以为常。但这两位同学，我已有20年未见，何况在读书时就并非同类人。

我对着他们颐指气使地说：“我院子里闯进来一个无赖，你们快去帮我吓吓他，把他赶走！“

还没等梁超和丁磊回话，就从里屋钻出来一句雄浑的男声：“谁他妈敢欺负我妹？我去收拾他！”声音未落，一个身穿棕色外套的健壮警察从里面走了出来，竟是我在大学时的“黑社会”大哥——浩哥。他何时成了警察？还和我的小学同学一起？在我的地盘？

于是，梁超、丁磊、浩哥和他的一位小弟，一行四个壮汉，跟在我身后。走到我家的巷口时，突然出现一位70多岁的德国老爷爷，举起一只手，一边比划一边对我说：“fünf order sechs”，然后指指我院子的方向。他是在告诉我，我家的院子里现在已经有五六个人了。看样子，德国老爷爷和我也是熟人。

我带着我的四个保镖，站到了我家院子里。无赖带着他的四个帮手，站在我们对面。对峙了一会儿，双方掏出枪，开始恶战。我本以为那位闯入者只是个无赖而已，没想到竟是有火力的。混乱中，我并没有逃跑的意识，却突然出现一只手，拽着我的衣袖把我拖进了一间垃圾房。这只手按住我的头，示意我蹲下，以躲避追上来的歹徒。最终，歹徒朝垃圾房里看了一眼，渐渐远去。我安全了。

我抬起头，看了看这位救星，竟又是一位儿时的同学。当年，这个早熟的小男孩总是在晚上六七点钟拨通我家的电话，当我妈妈把电话递给我时，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周华健的歌。

在昏暗的垃圾房中，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的处境。我究竟身处何地？这个地方的警察局都是我的人？这个地方有携枪团伙自由行动？这个地方的人都对我很熟悉？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来自我久远的记忆？这里，难道是地球上的一块飞地？

我走出垃圾房，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我努力睁眼，却依旧是徒劳。我用尽全部力气，终于睁开双眼，看到了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进来的微光。这场梦，竟如此完整。

我想再从头整理一下这场梦，却不得不挣扎着起床。毕竟，整理自己，才是当务之急。

上班路上，看着地铁窗外高速掠过眼前的一切，就像我生命中擦肩而过的那些人、那些事。人近中年，那所有的点滴，近的、远的，喜欢的、厌恶的，汇流成了今天的我。而这整个梦，可能只是我记忆中的一小块飞地。它收容着那些被我抛弃的过客。

9点整，到公司。老板带着一位男子走到我面前：“这是你的新上司，一会儿和他汇报一下你们部门的工作情况。”

我打量着这位新上司：绿色的棉服，灰色的围巾，隐约可见里面红色的毛衣。40岁左右，白净的方脸，稀疏的胡茬。微眯的双眼，单侧上扬的嘴角。真是一张无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