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译文 | 疫情之下，一位性工作者的自述
原文来源：Die Zeit Magazin , 202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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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时候，想啪啪啪的人寥寥无几”
Josefa Nereus 是汉堡的一位性工作者。在新冠危机到来之前，她的生意一直不错。而现在，她甚至考虑，是否要去Penny超市当一名收银员。
© Maria Feck
----------------------------------------以下为Josefa Nereus的自述------------------------------------
我在最蠢的时间去度了假：二月中旬到二月底。当我再次打开手机阅读潜在客户的消息时，却发现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只剩下一位客户。在这位客户之后，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客户通常都属于高风险群体。这种时期，我要做的就是冒险。但我做不到。
我的商业模式是：用性换钱。我在我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和感兴趣的人约见，聊天。如果我们的想法匹配，就会共度时光。他们可以和我预定1小时到3小时。我的时薪是190欧。通常，我一个月会见20个人。最后到手的收入在1500欧到2000欧之间。之后我要交税、医保和工商协会会费。从我26岁决定成为一名性工作者开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8年。
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性对我来说就特别重要。但后来我学了媒体设计，然后做了一份每周要在办公室坐40多个小时的工作。这让我不太满意。在我觉得性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的时候，我恋爱了——却发现事情并非我想的那样。于是我开始给自己寻找出路：有没有什么工作能充分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性工作。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现在我34岁了，我热爱我的职业。尤其当我现在无法工作的时候，就越发这样觉得。
现在，我尝试改变每天的生活。我早上起床，像以前一样做好准备。但之后我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哪位客户会打来电话？而是：我的未来会怎样？最近这些年，我存了一笔小钱，所以即使4月份没有收入的话我也能撑过去。但老实说：这笔钱我有其他打算。作为一名自雇者，我必须长远考虑。我要顾及自己的未来，要购买养老保险等。如果我现在就把积蓄花光，那以后的生活就会成问题。
我当然理解汉堡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做法——关闭一切。确实很遗憾，但必须这么做。我一直赞成性工作受到和其他行业或服务同等的对待。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倡议。如果理发店必须关闭，那我们也一样。但我认为不负责任的是：紧急援助并不是真正的紧急援助。我理解政客们目前的艰难处境，但是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星期，甚至更长。如果你强迫我们歇业，那就必须拿出一个替代方案。我不是开玩笑，这确实很有必要，尤其在我们行业。
直到去年年底，我一直是性工作者协会的发言人。现在我仍然是会员，而且在政治上很活跃。我觉得这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性工作者陷入了困境。首先是那些没有公开自己职业的女性，她们的丈夫并不知道妻子真正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是很多有移民背景的性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住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自己。现在谁来关心他们？最终只有国家和汉堡政府承诺的那些援助。但这当中的很多援助措施对我们行业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援助的主要目标是减轻固定成本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些女人通常没有固定成本，比如房租。她们的收入来自那些来找她们的男人。没有男人来的话，她们就分文没有。
目前，性工作者协会呼吁为这些女性捐款。我觉得这太棒了。我只是想知道：现在谁会有钱帮助她们？每个人都必须先看看自己能否维持生计。我也必须先看看自己现在能做什么，而且要向汉堡市政府申请紧急援助。之前我和我的税务顾问聊了聊，以确保一切都能有序进行。无论如何我都想保住我的生意。但是我当然也要看看有什么替代方案，想想我还能做什么工作。
我的头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提供视频性爱。但我觉得这无法想象。我出售的是性爱，而不是通过视频提供性服务，那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方式是亲密的、匿名的。如果我拍摄视频，那就迟早会出现在相关平台上。这会让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想这样。上周末我第一次为客户提供了电话性爱。这是我能接受的。当然，它和真实的性爱不一样，但至少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单独在一起。这比较适合我。
不过，我也不能对此太过天真。上周我接到三四个电话。有一些老客户真的很可爱。他们对我说，他们现在可以付钱给我，当作是买代金券。等疫情过去了，我再兑现服务。总的来说，这些只能勉强过活。我必须得付房租，得吃饭。市场基本上已经死了。这种时候，想做爱的人寥寥无几。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找到收入来源。我有个YouTube频道，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会在那里发布一些性教育的视频。除此之外，我还注册了一个众筹平台，人们可以通过付费向我咨询一些深入的性爱问题。我会在这两个平台上投入精力，并希望能从中赚些小钱。我也会想象一些其他的职业。不一定是护理，但是坐在Penny超市的收银台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必要，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不换工作，那么只有复活节后的情况有所缓解才能解决我的经济问题。但这件事并不是关乎我的愿望，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意义。作为一名性工作者，我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也看到了其他人的遭遇，比如餐馆经营者、酒吧老板。和他们类似，我也在思考疫情之后的事：顾客是否还会蜂拥而至地去吃吃喝喝？他们还有钱吗？我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奢侈品。但我还是乐观的，人们一定会再来找我。回顾过去，你会发现，人们对性服务的兴趣始终都在，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让人放松和与世隔绝的方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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