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时期的宫颈癌（下）

    谨以此篇“宫颈原位癌”治疗记录给女同胞们提个醒：定期去医院做专业、细致的妇科体检，而不是在体检中心草草了事！因为宫颈癌前病变、原位癌是基本没有症状的，而且高发年纪是25岁到35岁，定期筛查、预防才能保住我们心爱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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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肆的阳光，通透的蓝天，微凉的春风。窗外百叶窗上的几根蜘蛛丝颤悠悠地闪着光。

停摆的德国人民继续宅在家里躲避疫情，Home office的相公在开完早会后去阳台散了步，我也跟了出去。阳台上的植物天团安静地晒着天阳，昨天被我盯上的那盆葱已经部分投入了花卷的怀抱，无限繁殖的观音莲快要挤爆花盆，而最为百折不挠、生长旺盛的植物则永远是那些我从山坡上掳回家的野花。野花真好，我心中默念，怎么折磨都不死，养花就要养野花。

坐到餐桌前，继续回顾治病的日子。

除夕之后，除了等待病理结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德语。B1考试后，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政治历史文化课。我爱极了这门课。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词汇量和口语突飞猛进，和世界各地的同学们谈论政治历史文化更是一件趣事。各种意识形态、宗教背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大脑中碰撞，让人对世界更加好奇，又怎能忍心死去？在此更要感谢我的德语老师，那个充满活力的老太太，感谢她总是把最难的问题留给我，感谢她总是让我为同学们解释一些复杂的事情。在她的强迫下，我的德语思维逐渐顺畅，这为后来的治病过程铺好了路。

2020年2月6日，病理出结果的日子。

病理一周后，并没有接到电话。又等了一周，还是没有消息。于是给医院打了电话，医院告诉我，病理结果寄给了我的妇科医生，后续的治疗请联系妇科医生。

至此，我才终于明白了在德国看病的流程：整个过程都由你自己的医生来把控，而医院只是负责执行治疗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总之，一切都要听从你自己的医生。

看来，我只能耐心等待H阿姨给我制定治疗方案。

2020年2月27日，接到H阿姨的电话。

一大早，接到H阿姨的电话，给我讲解了一下病理结果。此时，我还是听得云里雾里，毕竟对于当时的我，想在电话里听懂那么多的医疗术语还是难度不小，好在听懂了几个关键点，就是说比较严重，但也不算太严重，需要做个手术，但手术不大，也不会影响生育。至于详细的病情，我是后来看到病理报告才知道的——宫颈原位癌，没有浸润。

挂了电话，去诊所取了转诊单，上面写着H阿姨给出的治疗方案：Excision(LEEP)+Cervixcürettage，即Leep刀手术+宫颈刮除术。和我自己预想的方案基本一致，这也算是伤害最小的一种手术了。什么是Leep手术？丁香医生是这样解释的：“宫颈电热圈环切术 (LEEP) 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治疗宫颈疾病的手段。此法通过环行金属丝（圈电极）传导高频交流电，利用高频电流所特有的干燥脱水效应、电弧切割效应来对电极接触的组织进行快速切开。 LEEP 术是一种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有效方法，具有时间短、出血少等特点。该技术对组织的高温破坏极小，可保留完整、连续的标本进行病理检查，同时又能很好地使分离组织边缘细胞蛋白质凝结，毛细血管和淋巴管及小血管收缩，起到止血与组织封闭的作用。此外，该技术能有效预防宫颈癌，术后病理结果能明显降低宫颈癌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总之，是个小手术，没什么可怕的，但是需要全身麻醉。

我把转诊单Email给了医院，医院妇科秘书给我回了电话，预约了3月10日的Termin。此处又要感谢这位秘书的理解，不仅在电话里尽力清楚地和我表达，还在挂了电话后把谈话的要点发在了邮件里，以防我哪里没有听懂。

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9日：备战德语

德语课已经于19日结束，但为手术做准备的这段日子，使我对德语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势。因为接下来的过程，将不停地与多位医生、护士打交道，这一切，只能靠自己。   

第一，德国的新冠疫情逐渐进入爆发期，这个阶段我不可能让任何朋友冒着感染的风险、带着恐惧的心理来给我当翻译；第二，走进手术室的大门后，不可能再有任何人陪在身边当翻译，即时是我那个德语还不如我好的相公，也无法陪我进手术室，我必须自己全程应对。于是，在这10天里，我阅读了大量关于LEEP手术、全身麻醉的德语资料，把其中不认识的专业词汇全部记在本子上，每天记忆、阅读，并让相公考我。

这一切的努力，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回报。

2020年3月10日，前往医院，做术前检查、与医生约谈。

德国的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000，我市数据还处于个位数。除了在医院以外的地区建立的单独的新冠检测门诊外，医院的流感患者通道也和其他患者实现了分离。我去医院的这一天，患者还是不少的，新冠的恐惧也没有蔓延开来。一位德国大叔见我们有些找不到北，还主动跑来给我们带路。

这次术前准备，主要是测血压、验血，然后与手术医生、麻醉师进行术前交谈。首先，小护士为我测了血压、抽了血，并问了我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抽烟、药物过敏、植物过敏、动物过敏之类的；然后，手术医生为我讲解了一下手术过程和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提了一些病史的问题，最后为我确定了3月20日上午8点手术。这个时间很近，但我的担心是会不会赶上大姨妈。我和医生说明了情况：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来大姨妈了，我感觉今天会来，如果今天来的话，20号就是个完美的手术时间，可是如果今天不来的话，万一20号正好是姨妈期怎么办？医生说如果这样，到时再约就好。庆幸的是，我的姨妈真的在这一边拜访了我，20号真的是个完美的手术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和麻醉师的交谈。虽然小护士和手术医生都是态度满分地关照了我这个德语不太好的人，但那个稍微有些娘娘腔的、高大的胖胖的麻醉师则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交谈前，我请求麻醉师语速慢一些，因为我德语不是很好。他表示理解：“如果有哪里没听懂，随时告诉我，我给您解释，还可以说英语。”话音刚落，他就正襟危坐，把他肥嘟嘟的大脸摆在我面前，双眼凝视着我，用夸张的口型、堪比初级听力的语速和标准的语音开始给我讲解麻醉，加上他有些娘娘腔的声音，我实在是强忍着才没笑出来。神奇的是，我全部听懂了，清晰地听懂了！啊！如果不是因为新冠，当时我真想握住这个胖子的手，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2020年3月18日，通知手术延期。

自从10日去过医院后，新冠确诊病例的数字蹭蹭上涨，形势每天都有大变化。后来听说有些医院已经开始延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手术，我也开始担心我的手术。终于，18号这一天收到医院的邮件：手术延期，具体要复活节之后再约。

延期在预料之中，我并没有感到失望，但还是觉得这个已经做好“被切”准备的身体发出了小小的抗异：不开心！然而很快，我又开始计划着进山采野韭菜的事了。

对此，英明神武的相公提出了异议：“你还是问问你的妇科医生吧，是不是可以换家医院。“我却不以为然，还在心里责怪他破坏了我想要采野韭菜的好心情，不过还是给妇科诊所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果然，我的妇科医生建议我尽快手术，并为我推荐了两家医院，让我联系一下。我没报任何希望的联系了隔壁城市的医院，接电话的又是一个心情很High的秘书（我自始至终遇到的所有秘书、护士、医生基本都处于很High的状态），她告诉我，一周后手术是可能的，让我带好转诊单和所有的检查报告先去医院聊一下。

2020年3月19日，通知手术按原计划执行。

一早，我去妇科诊所拿资料。这一天，诊所的医护人员全部戴上了口罩，并在门口安装了免洗洗手液，每一个进入诊所的人必须先在门口洗手，而且陪同的家属只能去室外等候。

我在等候室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才听到了叫我的名字。戴着口罩的H阿姨从办公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厚厚一沓资料。原来，她是把我所有可能需要的检查报告、情况说明和转诊单全部准备了一份，折叠得整整齐齐，所以才花了这么长时间。她把资料交给我，然后左手握拳，做出了一个有力的“加油“动作，并坚定地说了一个词：schnell！（快点吧！）这个时间，大家都在避免近距离多说话，她的一个动作、一个词已经充分表达了她想对我说的一切。

拿着一堆资料回到家，正计划着下周一去新的医院，却意外又接到了手术中心的电话。这位护士通知我：明天10:55来手术。我问她，昨天医院的秘书通知我延期了。护士说：“后来我们又研究了一下，不延期了。”可能他们觉得我大小也算个癌症患者？可能他们知道我想转院的消息？都不重要了，反正我得去手术了，我不能去采野韭菜了。

那漫山的野韭菜啊，我们只能明年春天再见了！

2020年3月20日，手术中心，手术完成。

手术不是在医院本部做，而是在独立的门诊手术中心，就是说，来这个地方的患者，都是来做门诊手术的，没有其他病人。德国的这个细致的分诊机制是我很喜欢的，能够有效避免传染病的扩散。所以即使在疫情期间，我对手术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何况我好歹算个重病患者，不先治疗我的病，去恐慌疫情没有任何意义。

早上10:00，到了手术中心。这里的环境超乎想象的好，更像是一家舒适型酒店，而不是医院。因为来得早，我们在等候室等待了大概1小时。之后，护士赶走了我的相公，并把我带进了休息室。在休息室，我换上了护士为我准备好的手术服、手术内裤、脚套和手术帽，然后躺在床上静候手术的到来。休息室里有五六位患者，有的是在等待手术，有的是在术后苏醒。两位护士忙着照顾每一位患者，咖啡机也在忙碌地做着Cappuccino，休息室里飘散着咖啡的香气和护士的笑声。

两位护士的好心情感染着每一位患者，一位阿姨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的心情怎么那么好！是的，她俩的心情太好，虽然忙得脚不沾地，笑容却一直赖在她们的脸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不是一种伪装出来的“工作表情“。甚至其中一位护士一边忙着手里的什么活，一边开心地叫着”Yoho!Yoho”。她们热爱这份工作。况且这也并不是她们两个独有的特质，从我开始看病到今天，遇到的所有医生、护士、前台都有一种让人如沐春光的力量，她们的专业、耐心、友好和温暖，使得看病的过程成了一种享受。

过了一会，护士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确认了“我是我“之后，给我埋好了用于麻醉的静脉管，在前胸贴好了用于术中术后监测心电的心电贴，并在左臂绑好了血压仪气囊。一切就绪，就等着进手术室了。

半个多小时后，麻醉师走进休息室，挥着两个大手掌向我问好，带我走进手术室门外的等候间。他指向一个为我备好的高级轮椅，说：“怎么样？很棒的椅子吧？”确实很棒。他把我扶上去，迫不及待地展示他的高科技轮椅，把头枕和脚垫都调整在最佳角度，让我舒服地躺在椅子上，然后问了我一些关于麻醉的问题。提问结束后，他问我：“你要看风景吗？“ 有这好事？傻子才不看！得到肯定回答后，我被推到大窗前。原来，这个房间紧靠莱茵河，坐在这里正好能看到对面的山景。于是，我独自等候在这个房间，坐在轮椅上，盖着白色的毯子，望着窗外的山景，顿时感觉真的得到了癌症患者的待遇。

十几分钟后，麻醉师回来了，把我推进手术室。手术室很冷，风吹得我发抖。我被转移到手术台，四肢被绑住，像是一条待宰的鱼。麻醉开始了。我的麻醉方法是呼吸麻醉与静脉相结合，所以有两位麻醉师全程跟踪。第一位麻醉师开始为我输液，输了大概5分钟，我感觉越来越冷，他为我盖紧了毛毯。过一会，另一位拿着呼吸面罩的麻醉师出现在我面前，我想着，这回离昏迷不远了。他把面罩扣在我的口鼻处，一边让我深呼吸，一边说：“你现在正在家里，躺在沙发上……“当他说第三句话时，我已几乎没有意识，用尽全力说出的最后两句话是：”我睡着了，我睡着了……“当然，这两句话和我苏醒后说的两句话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不得不说，我一直怀念那种三秒钟入睡的感觉，现在想想，都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神往。

手术大概持续半小时左右，这个过程，我全然不知。直到在术后听到医生的呼喊，我才像从一个不舍得结束的梦中醒来。然后在我刚刚恢复知觉，意识尚未清醒时的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我的本性：

医生：Alles gut?（一切都好吗？）

我：Ja. Ich habe Hunger.（好。我饿了）

护士：Haben Sie Schmerzen? （您疼吗？）

我：Nein, ich habe Hunger. （不疼，我饿了）

  

我分明感觉到，这两句“我饿了“并没有经过我的大脑，而是从我的胃直达嘴，是肉体发出的灵魂呼喊。10分钟后，当我意识清醒后，才发觉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我的这两句话会不会成为医生护士们晚饭时的谈资，我只知道，护士在我清醒后，给我准备了水、咖啡和蛋糕。最后，主刀医生——一位小巧玲珑地女士来到床边为了我讲解了术后注意事项，这其中包括：不需要吃药！什么药都不需要吃！是的，不吃药、不住院、也没什么忌口，这就是硬核的德式风格。离开我之前，她摸了摸我的手臂以示鼓励。她的手很凉，让我想起了手术室的温度。

吃饱喝足后，相公已到等候室，我依依不舍地和医生护士告了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手术中心。这种依依不舍，是真的。舍不得每一位友善的工作人员，舍不得麻醉带来的那种美妙的感觉，舍不得整个看病过程带来的舒身又舒心的体验。还有最值得开心的：我终于全程无障碍地用德语完成了手术。

术后的日子，就是宅在家里静养，然后复查、复查、复查，直到确定没有复发。在此感谢好邻居Z女士在术后第三天为我熬制的鸡汤。这种吃了睡、睡了吃、尽情看书和看片，偶尔去阳台散个步的日子，也是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的常态。

我不是一个人在宅。

写于2020年3月26日 德国